教育惩戒不妨引入“设限”思维

教师教学中遇到不服管教的“熊孩子”怎么办?广东拟立法规定，允许教师“罚站罚跑”。9月24日，《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(草案)》(下称《草案》)提交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初审，其中规定，对于违规学生，任课教师可以采取“责令站立、慢跑等与其年龄和身心健康相适应的教育措施”。此事再次引发舆论对于教师惩戒权的讨论。

近年来，关于教育惩戒的话题反复发“热”，民众对这一话题的关注始终维持高位运行状态。从常州某小学举办惩戒听证会到山东五莲二中体罚事件的剧情翻转，从国家层面发力维护教师惩戒权到广东省此次拟将“罚站罚跑”纳入合理惩戒的条例，社会对教育惩戒权的认可正在悄然转向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惩戒问题已经迎刃而解：如何准确把握惩戒的度，仍是掣肘教师实施惩戒权的难题。

惩戒尺度只所以长期达不成共识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一是不同教师对学生违纪界定和违纪程度的认定存在较大差异。例如，某学生连续三次未按时完成作业，在某些教师看来实属正常，但在某些教师眼里可能已经属于违纪或严重违纪行为。二是不同个体对惩戒耐受度存在较大差异。以罚跑为例，在一部分人眼里，罚跑2000米属于轻度或中度惩戒，但在另一部分人看来，罚跑距离不应超过1000米，否则就属于变相体罚行为。

差异的客观存在，决定了上述观点并无明显的对错之分。面对教育教学过程中形形色色的不尽如人意，要求教师分毫不差地把握惩戒尺度，显然不太可能。要想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，笔者以为，在违纪的定性和惩戒的尺度上，不妨引入法律界较为普遍的“设限”思维。

设限，原指对一个物品或货物设定最大值或最小值(最上限或最下限)。在事关学生惩戒问题上，不同区域的教育主管部门不妨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，设定实施惩戒的下限和上限。以学生无故扰乱课堂秩序为例，不妨将实施惩戒的下限设定在3次以上，3次以下则可以通过口头批评教育。在惩戒尺度上，以罚跑为例，就不妨设定罚跑上限为2000米。

对惩戒依据和惩戒尺度设定相对合理的范围，不仅有助于保护学生，还可以使学生产生适度的紧张感。对于那些经常“管不住”自己的学生来说，眼见自己扰乱课堂秩序次数愈来愈接近“惩戒线”时，必然会有不同程度的收敛。对于拥有惩戒权的教师而言，则拥有了宝贵的裁量权。在条例设定的范围内，设置符合自己判断标准的惩戒力度，同样有利于教师正常开展教育教学工作。

当然，在错综复杂的教育领域，科学合理地行使惩戒权，不仅需要政策制定者具有足够的智慧，还需要一线教师极强的驾驭能力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实现惩戒的最大效益。